“民国第一案”:匪徒扒毁铁路,劫持世界联运国际列车

  • 日期: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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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3年5月6日凌晨2时50分,以孙美瑶、孙桂芝、郭琪才、周天松等为首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在津浦铁路临城(今枣庄薛城)与沙沟车站之间的姬庄村附近,将铁路扒毁,劫持了世界联运国际列车——京沪第2次特快列车,俗称“蓝钢皮”。

  

  民国土匪,下同

  人质中除了企图拒捕的英国人纳思满被当场击毙外,共计69人,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等外国乘客39人,中国乘客30人。他们是准备去参加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和外国旅客,其中包括部分知名人士,如袁世凯女婿杨琪山、南高教育科长张绳祖等。这些被劫持的人质连夜被押送到距离临城35公里的抱犊崮上看押起来,等待被赎回。事件发生后,轰动国内外,史称民国第一案——临城劫车案。

  很少有人会想到,世界上有一种邮票,竟然是和土匪的一桩劫车案有关,而且它还因此被收入了吉尼斯大全——这就是与“临城劫车案”相关的抱犊崮“土匪邮票”。关于这个邮票的报道最早见于1926年3月1日《邮乘》的“趣味”栏中,这则消息提供给读者两个信息:一是制作者来自办理临城事件救济事宜的外交团;二是“取笑娱乐”之品;三是无正式邮政效用,也未经邮政当局承认。

  同年9月1日《邮乘》上又刊登了《抱犊崮匪邮之真相》,作者正是邮票制作者卡尔·克劳。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土匪邮票”的出笼经过以及实际使用情况。而海内外集邮界对“土匪邮票”的认识也比较一致:“土匪邮票”只是一个在特定历史事件下产生的“趣味品”,它只是纪念的这一历史事件。如果说它客观地反映了因这一事件而带来的客观上的“邮政意义”,那也只是“玩笑”之言而已。

  

  抱犊崮“土匪邮票”前后贴用不足一个月,是美国人克劳和麦根心血来潮,借人质通信为由突发奇想创作出来的,虽没有邮政效用,但毕竟在信函上出现过,记载着旧中国的一段邮政历史,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邮票形式,令人很是好奇。

  美国记者被劫逃脱后,决定跟踪报道、参与救援

件,如果不答应,他们就“撕票”。因为孙美瑶手中握有外国人质,谈判自然占了上风。

  北洋政府迫于压力,决定以“抚剿兼施”的策略,一面派兵围剿,一面派人和谈。随后,北洋政府许多要人和总统顾问安迪生参与调解,同时以美国孔纳上将、法国英太伊为首的16国武官团来枣庄监视围剿,各报社记者、被劫者亲友云集枣庄,枣庄一时成为中外聚焦的热点。

  为了向被劫持到抱犊崮的人员提供物质供给,上海的美国商会和红十字会组织了一个救援团来到枣庄。据1923年5月10日《申报》载:美国在上海的英文《大陆报》记者李白斯在临城劫车案中,曾被孙美瑶部劫持,3小时后逃脱,于5月7日下午6时30分回到上海。5月9日,李白斯为了跟踪报道此事,决定继续到临城一带实地调查,随时报道真相,并代表美国商会、红十字会,携带大量药品、食物、衣物等日用品到枣庄,以便设法接济被劫持的人质。正在此时,在上海经营广告业、曾在《大陆报》服务的美国人卡尔·克劳,以及他的助手麦根,主动请求与李白斯一同前往枣庄参与救援。

  

  李白斯来到枣庄后,采写新闻通讯发往《大陆报》,克劳和麦根在枣庄美国救援团负责传送食品、衣物及各种日用生活用品,以救助被劫持者。当时,北洋政府当局开去一列火车停在枣庄,供谈判人员及西方各国救助人员办公。

  美国救援团在火车上的办公地点,到抱犊崮有20公里的山路。起初,克劳雇用17个劳动力每天向抱犊崮山中运送生活物品,后来增至35人。在运送物品的同时,被劫持在山上的外国人,要写信给山下人,报告被劫持后的情况,或者将家书托山下人代为邮寄给远方的亲朋。

  在被劫持的外国人中,有个美国人鲍威尔,他是《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笔,他天天写信向山下送,另外一位美国人苏洛芒,也写信往山下送。于是,美国救援团的克劳和美国领馆工作人员郝士福,就制备了一个能锁口的“邮袋”,用来装山上、山下来往的信件。

  

  每次运送物品的运输队,往返山上山下时,都携带着“邮袋”。开锁的钥匙备有两把,山下救援团一把,克劳自己保管;山上一把,就由鲍威尔掌握。送上山的信件,由鲍威尔处理分发;送到山下的信件,由克劳分发处理。克劳在火车上,放置了一个粗糙的木箱用作信箱,并在上面用漆写上“Bandit Post”,翻译成中文就是土匪邮政。这样,山下救援团和被劫持在山上的人员之间,开通了“通讯”渠道。

通讯渠道上,产生了贴附在实寄信封上、带有面值、类似于邮票式样的标签,被称为抱犊崮“土匪邮票”。

  抱犊崮“土匪邮票”是这样诞生的:1923年5月中旬的一天傍晚,麦根和克劳到枣庄外闲逛,当他们走进一个小村庄时,发现有许多店铺。

  他们走进一家小刻字店,看到店里摆设的样品,雕刻得非常逼真、形象。克劳发现,这家小店除能刻字外还能印刷,而且印刷品的质量非常好。他想到邮寄信件时,火车上的邮箱有“土匪邮政”的字样,如果能有“土匪邮票”,那将是一件更有趣的事。

  

  回到住处,从事广告业的克劳和麦根连夜设计邮票的样图。第二天,他们把样图拿到刻字店,要求老板按样图刻出模板。起初老板不肯刻,他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但克劳一再保证不会泄密,并且愿出双倍的价钱。老板答应后,根据样图刻出了模版,并开始印制,历史上的抱犊崮“土匪邮票”就这样产生了。

  “土匪邮票”分为5分和10分两种,木刻制版,黑色印刷,长方形,周边无齿,第一次各印了300枚。5分的邮票是麦根设计的,上面有一座小山,代表劫持人质被扣押的地方“抱犊崮”,邮票的两边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写有“抱犊崮”的字样,用红色纸张印刷。在雕刻时,由于刻字人的疏忽,误将“C”刻成“0”,把“5CTS”刻成“50TS”以致成了错票,从而使5分邮票变成了50分邮票,但使用时仍当做“5分大洋”。

  10分的邮票是由克劳设计,与5分票不同的是,它上面没有图案,也没有中文,只有英文,使用黄色的纸张印刷。邮票周围有花边,上面印着:“PAO TZU KU BAND IT POST”翻译成中文为“抱犊崮土匪邮政”。

  

  为此,1923年5月23日,上海的英文《大陆报》发表了5月22日发自枣庄的通讯:“二十二日枣庄通讯云,目下诸事停顿,静待北京会商之结果,即携带书信食物入山之送信人,亦复失时,直致夜间九时半始至。昨日苦力35人携带大宗物品上山,以备紧急时敷数日之用。

  此外复有安迪生送匪之香烟100000支,营救团送匪之白米3石,惟昨日送往之物,始公然为匪所劫取,共失去灯1,毛巾1,及香皂数匣。克劳及郝士福两氏备有邮袋以供送递信件,袋口固封,自苏洛芒徙至崮巅,今惟鲍威尔有钥匙启之。上山之信件、包裹皆粘匪之邮票,信件一角,包裹五角,而下山之信,则预将邮票送入,由诸人自粘,以便送往上海等处云。”

  由于报纸的大力宣传,克劳和麦根的“土匪邮票”在社会上的名气越来越大,不久,天津邮政局发现了此事,遂作出决定,从今以后,凡是贴有“土匪邮票”的邮件,不论是否贴有正式邮票,一律不予投寄,退给寄信人。1923年6月13日,被绑架的人质全部释放,在社会上发行了一个多月的“土匪邮票”,也就正式收场。

  

  克劳和麦根发行的“土匪邮票”虽然早已收场,但那些已发行的邮票流入民间。因发行时间短,数量少,更因为“土匪邮票”与震惊中外的“临城大劫案”有关,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这些邮票变得越来越珍贵,成了集邮者的抢手货。

  目前能够知道的是青岛陆游、台大何辉庆教授和集邮名家张振珊、李东阁,日本水源明窗等少数人收藏有此珍品。截至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贴有5分和10分二枚全套抱犊崮“土匪邮票”的实寄封,前几年在美国某著名大型拍卖公司付拍,当时该封估价为7500-10000美元,最后以10000美元成交。

  抱犊崮“土匪邮票”前后贴用不足一个月,是美国人克劳和麦根心血来潮、借人质通信为由突发奇想创作出来的,虽其没有邮政效用,但毕竟在信函上出现过,记载着旧中国的一段邮政历史。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邮票形式,令世人很是好奇。因“土匪邮票”具有它的特殊性,有人为它申请世界吉尼斯纪录,经过吉尼斯总部的考察,2010年“土匪邮票”被收入世界吉尼斯大全,被称为“世界上唯一由罪犯开办的邮政所”发行的邮票,似乎有点张冠李戴的味道。

  “土匪邮票”在上海掀起轩然大波

  两个信差及某外报通信员

  

  据考证,《大陆报》是介绍抱犊崮“土匪邮票”的第一家媒体。《申报》又将《大陆报》的通讯进行了转载,并在这则通讯后,附有“土匪邮票”图及文字说明。文曰:“此为抱犊崮匪徒发行之邮票,大小适如上图,英文译义,第一行为抱犊崮,第二行为匪邮,第三行为一角。纸色黄,其字类木刻,西人邮票收藏家视为珍品,而中国之污点,亦将从此长留矣。”

  于是抱犊崮土匪邮票在上海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文汇报》针对“土匪邮票”一事,发表长篇文章,斥责土匪“厚颜无耻”。隔了几天,《大陆报》对“土匪邮票”一事,又发表了一篇枣庄通讯,指出根本不存在“土匪发行邮票”一事,而是美国人克劳、麦根私自印制的两种纸片,让被困在抱犊崮山中的被劫持人员,粘贴在信封上寄出,作为进出山邮件的通行证,这是客观事实。

  克劳在《抱犊崮匪邮之真相》的回忆文章中,表明了自己制作“土匪邮票”的目的:乃游戏之作,不过是为了打发一个无聊的下午而已。虽然不一定这么简单,但从美国人普遍乐观、调侃的心理状态看,此说还是比较可信的。“土匪邮票”是克劳和麦根二人的游戏之作,不具合法的邮资凭证效能,信件到达克劳和麦根手中转寄时,他们将当时中华民国的正式邮票和自制的“土匪邮票”并贴。

  

  信到邮局时,邮政局的工作人员在两种邮票上都盖了邮戳。当时,这些信大都寄往上海,“土匪邮票”立刻在上海传开了。上海的集邮人,把“土匪邮票”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品。许多邮商和集邮者在上海得不到邮票,便写信给克劳和麦根,要求得到“土匪邮票”。

  有人怕遭到拒绝,不惜开出高价购买。克劳和麦根当初印制“土匪邮票”时,只想作为邮件的一种通行标识,做梦也没想到会受到如此欢迎。收到求购信后,他们赶到印刷“土匪邮票”的小店,将每种邮票各加印300张,寄给上海的集邮爱好者,所得的钱款,正好用作人质寄信的费用。

  1923年5月6日凌晨2时50分,以孙美瑶、孙桂芝、郭琪才、周天松等为首的“山东建国自治军”,在津浦铁路临城(今枣庄薛城)与沙沟车站之间的姬庄村附近,将铁路扒毁,劫持了世界联运国际列车——京沪第2次特快列车,俗称“蓝钢皮”。

  

  民国土匪,下同

  人质中除了企图拒捕的英国人纳思满被当场击毙外,共计69人,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墨西哥等外国乘客39人,中国乘客30人。他们是准备去参加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和外国旅客,其中包括部分知名人士,如袁世凯女婿杨琪山、南高教育科长张绳祖等。这些被劫持的人质连夜被押送到距离临城35公里的抱犊崮上看押起来,等待被赎回。事件发生后,轰动国内外,史称民国第一案——临城劫车案。

  很少有人会想到,世界上有一种邮票,竟然是和土匪的一桩劫车案有关,而且它还因此被收入了吉尼斯大全——这就是与“临城劫车案”相关的抱犊崮“土匪邮票”。关于这个邮票的报道最早见于1926年3月1日《邮乘》的“趣味”栏中,这则消息提供给读者两个信息:一是制作者来自办理临城事件救济事宜的外交团;二是“取笑娱乐”之品;三是无正式邮政效用,也未经邮政当局承认。

  同年9月1日《邮乘》上又刊登了《抱犊崮匪邮之真相》,作者正是邮票制作者卡尔·克劳。文章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土匪邮票”的出笼经过以及实际使用情况。而海内外集邮界对“土匪邮票”的认识也比较一致:“土匪邮票”只是一个在特定历史事件下产生的“趣味品”,它只是纪念的这一历史事件。如果说它客观地反映了因这一事件而带来的客观上的“邮政意义”,那也只是“玩笑”之言而已。

  

  抱犊崮“土匪邮票”前后贴用不足一个月,是美国人克劳和麦根心血来潮,借人质通信为由突发奇想创作出来的,虽没有邮政效用,但毕竟在信函上出现过,记载着旧中国的一段邮政历史,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邮票形式,令人很是好奇。

  美国记者被劫逃脱后,决定跟踪报道、参与救援

件,如果不答应,他们就“撕票”。因为孙美瑶手中握有外国人质,谈判自然占了上风。

  北洋政府迫于压力,决定以“抚剿兼施”的策略,一面派兵围剿,一面派人和谈。随后,北洋政府许多要人和总统顾问安迪生参与调解,同时以美国孔纳上将、法国英太伊为首的16国武官团来枣庄监视围剿,各报社记者、被劫者亲友云集枣庄,枣庄一时成为中外聚焦的热点。

  为了向被劫持到抱犊崮的人员提供物质供给,上海的美国商会和红十字会组织了一个救援团来到枣庄。据1923年5月10日《申报》载:美国在上海的英文《大陆报》记者李白斯在临城劫车案中,曾被孙美瑶部劫持,3小时后逃脱,于5月7日下午6时30分回到上海。5月9日,李白斯为了跟踪报道此事,决定继续到临城一带实地调查,随时报道真相,并代表美国商会、红十字会,携带大量药品、食物、衣物等日用品到枣庄,以便设法接济被劫持的人质。正在此时,在上海经营广告业、曾在《大陆报》服务的美国人卡尔·克劳,以及他的助手麦根,主动请求与李白斯一同前往枣庄参与救援。

  

  李白斯来到枣庄后,采写新闻通讯发往《大陆报》,克劳和麦根在枣庄美国救援团负责传送食品、衣物及各种日用生活用品,以救助被劫持者。当时,北洋政府当局开去一列火车停在枣庄,供谈判人员及西方各国救助人员办公。

  美国救援团在火车上的办公地点,到抱犊崮有20公里的山路。起初,克劳雇用17个劳动力每天向抱犊崮山中运送生活物品,后来增至35人。在运送物品的同时,被劫持在山上的外国人,要写信给山下人,报告被劫持后的情况,或者将家书托山下人代为邮寄给远方的亲朋。

  在被劫持的外国人中,有个美国人鲍威尔,他是《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笔,他天天写信向山下送,另外一位美国人苏洛芒,也写信往山下送。于是,美国救援团的克劳和美国领馆工作人员郝士福,就制备了一个能锁口的“邮袋”,用来装山上、山下来往的信件。

  

  每次运送物品的运输队,往返山上山下时,都携带着“邮袋”。开锁的钥匙备有两把,山下救援团一把,克劳自己保管;山上一把,就由鲍威尔掌握。送上山的信件,由鲍威尔处理分发;送到山下的信件,由克劳分发处理。克劳在火车上,放置了一个粗糙的木箱用作信箱,并在上面用漆写上“Bandit Post”,翻译成中文就是土匪邮政。这样,山下救援团和被劫持在山上的人员之间,开通了“通讯”渠道。

通讯渠道上,产生了贴附在实寄信封上、带有面值、类似于邮票式样的标签,被称为抱犊崮“土匪邮票”。

  抱犊崮“土匪邮票”是这样诞生的:1923年5月中旬的一天傍晚,麦根和克劳到枣庄外闲逛,当他们走进一个小村庄时,发现有许多店铺。

  他们走进一家小刻字店,看到店里摆设的样品,雕刻得非常逼真、形象。克劳发现,这家小店除能刻字外还能印刷,而且印刷品的质量非常好。他想到邮寄信件时,火车上的邮箱有“土匪邮政”的字样,如果能有“土匪邮票”,那将是一件更有趣的事。

  

  回到住处,从事广告业的克劳和麦根连夜设计邮票的样图。第二天,他们把样图拿到刻字店,要求老板按样图刻出模板。起初老板不肯刻,他知道这样做是违法的,但克劳一再保证不会泄密,并且愿出双倍的价钱。老板答应后,根据样图刻出了模版,并开始印制,历史上的抱犊崮“土匪邮票”就这样产生了。

  “土匪邮票”分为5分和10分两种,木刻制版,黑色印刷,长方形,周边无齿,第一次各印了300枚。5分的邮票是麦根设计的,上面有一座小山,代表劫持人质被扣押的地方“抱犊崮”,邮票的两边分别用中文和英文写有“抱犊崮”的字样,用红色纸张印刷。在雕刻时,由于刻字人的疏忽,误将“C”刻成“0”,把“5CTS”刻成“50TS”以致成了错票,从而使5分邮票变成了50分邮票,但使用时仍当做“5分大洋”。

  10分的邮票是由克劳设计,与5分票不同的是,它上面没有图案,也没有中文,只有英文,使用黄色的纸张印刷。邮票周围有花边,上面印着:“PAO TZU KU BAND IT POST”翻译成中文为“抱犊崮土匪邮政”。

  

  为此,1923年5月23日,上海的英文《大陆报》发表了5月22日发自枣庄的通讯:“二十二日枣庄通讯云,目下诸事停顿,静待北京会商之结果,即携带书信食物入山之送信人,亦复失时,直致夜间九时半始至。昨日苦力35人携带大宗物品上山,以备紧急时敷数日之用。

  此外复有安迪生送匪之香烟100000支,营救团送匪之白米3石,惟昨日送往之物,始公然为匪所劫取,共失去灯1,毛巾1,及香皂数匣。克劳及郝士福两氏备有邮袋以供送递信件,袋口固封,自苏洛芒徙至崮巅,今惟鲍威尔有钥匙启之。上山之信件、包裹皆粘匪之邮票,信件一角,包裹五角,而下山之信,则预将邮票送入,由诸人自粘,以便送往上海等处云。”

  由于报纸的大力宣传,克劳和麦根的“土匪邮票”在社会上的名气越来越大,不久,天津邮政局发现了此事,遂作出决定,从今以后,凡是贴有“土匪邮票”的邮件,不论是否贴有正式邮票,一律不予投寄,退给寄信人。1923年6月13日,被绑架的人质全部释放,在社会上发行了一个多月的“土匪邮票”,也就正式收场。

  

  克劳和麦根发行的“土匪邮票”虽然早已收场,但那些已发行的邮票流入民间。因发行时间短,数量少,更因为“土匪邮票”与震惊中外的“临城大劫案”有关,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这些邮票变得越来越珍贵,成了集邮者的抢手货。

  目前能够知道的是青岛陆游、台大何辉庆教授和集邮名家张振珊、李东阁,日本水源明窗等少数人收藏有此珍品。截至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贴有5分和10分二枚全套抱犊崮“土匪邮票”的实寄封,前几年在美国某著名大型拍卖公司付拍,当时该封估价为7500-10000美元,最后以10000美元成交。

  抱犊崮“土匪邮票”前后贴用不足一个月,是美国人克劳和麦根心血来潮、借人质通信为由突发奇想创作出来的,虽其没有邮政效用,但毕竟在信函上出现过,记载着旧中国的一段邮政历史。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邮票形式,令世人很是好奇。因“土匪邮票”具有它的特殊性,有人为它申请世界吉尼斯纪录,经过吉尼斯总部的考察,2010年“土匪邮票”被收入世界吉尼斯大全,被称为“世界上唯一由罪犯开办的邮政所”发行的邮票,似乎有点张冠李戴的味道。

  “土匪邮票”在上海掀起轩然大波

  两个信差及某外报通信员

  

  据考证,《大陆报》是介绍抱犊崮“土匪邮票”的第一家媒体。《申报》又将《大陆报》的通讯进行了转载,并在这则通讯后,附有“土匪邮票”图及文字说明。文曰:“此为抱犊崮匪徒发行之邮票,大小适如上图,英文译义,第一行为抱犊崮,第二行为匪邮,第三行为一角。纸色黄,其字类木刻,西人邮票收藏家视为珍品,而中国之污点,亦将从此长留矣。”

  于是抱犊崮土匪邮票在上海舆论界,掀起轩然大波。《文汇报》针对“土匪邮票”一事,发表长篇文章,斥责土匪“厚颜无耻”。隔了几天,《大陆报》对“土匪邮票”一事,又发表了一篇枣庄通讯,指出根本不存在“土匪发行邮票”一事,而是美国人克劳、麦根私自印制的两种纸片,让被困在抱犊崮山中的被劫持人员,粘贴在信封上寄出,作为进出山邮件的通行证,这是客观事实。

  克劳在《抱犊崮匪邮之真相》的回忆文章中,表明了自己制作“土匪邮票”的目的:乃游戏之作,不过是为了打发一个无聊的下午而已。虽然不一定这么简单,但从美国人普遍乐观、调侃的心理状态看,此说还是比较可信的。“土匪邮票”是克劳和麦根二人的游戏之作,不具合法的邮资凭证效能,信件到达克劳和麦根手中转寄时,他们将当时中华民国的正式邮票和自制的“土匪邮票”并贴。

  

  信到邮局时,邮政局的工作人员在两种邮票上都盖了邮戳。当时,这些信大都寄往上海,“土匪邮票”立刻在上海传开了。上海的集邮人,把“土匪邮票”视为不可多得的珍品。许多邮商和集邮者在上海得不到邮票,便写信给克劳和麦根,要求得到“土匪邮票”。

  有人怕遭到拒绝,不惜开出高价购买。克劳和麦根当初印制“土匪邮票”时,只想作为邮件的一种通行标识,做梦也没想到会受到如此欢迎。收到求购信后,他们赶到印刷“土匪邮票”的小店,将每种邮票各加印300张,寄给上海的集邮爱好者,所得的钱款,正好用作人质寄信的费用。